美国移民局宣布新规:绿卡延期若超时,...
美国移民局宣布,从9月26日起,已经提交了I-90绿卡延期/更新申请,但迟迟没有收到新的绿卡的申请人,旧绿卡自动延长2年有效...
从“黑穷驴”到“白富象”——从美国总统更替看体系的的桎梏与困境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DonaldTrump)将于当地时间1月20日在正式上任,但民调却创下40年来新低。据“东森新闻云”1月20日报道,警方预估,齐聚现场的支持和反对群众总计将多达90万人,目前已备妥2万8千名安全人员和各项设施,若场面失控,很可能会进行大规模,以维持现场秩序。
别了,奥巴马;来了,特朗普。
这或许是有史以来反差最大的一次美国总统交接:换了党派,换了肤色,更重要的是一个来自贫寒的移民家庭,一个是本土富豪。
另一个巨大反差是:特朗普成了有史以来当选后受到质疑和最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则几乎是当选时受到朝野国内外期望最多的总统。
当然,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换句高大上的说法,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不能因为特朗普得那样不堪,就断定他未来的业绩一定会。正如当选后被寄予厚望的奥巴马,结果是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当然,失望的也包括某些中国人。
“平民总统”反成平民梦魇
奥巴马当选时,这些人都群情激昂地说:看人家美国,黑人都能当选总统,这足以证明美国社会的平等。
但某的当了最高领导,就能证明社会平等?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都证明这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举个简单的例子,全球数南亚的女性领导人最多,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都出过女总统或女总理,但南亚反而是女性受歧视最厉害的地区!对女性的极端歧视,没有妨碍这里出产了全球最密集的女性领导人,而女性领导人,也未能改变这里女性受歧视的现状。
当然,奥巴马当选前那几十年,美国种族歧视在总体上还是不断改善的(但这是全球潮流,美国的改善速度并没比全球整体更快);而具有意味的是,奥巴马执政8年,族群歧视反而出现了逆转!
从上来看,少数族裔的参与能力继续降低。近年来,美国多个州修法投票权的行使,这次2016年总统,竟有14个州首次实施证明选民身份的有效证件数量等措施,这明显是在为少数族裔投票设限,却在“打击选举舞弊”的下明目张胆地进行。
奥巴马的另一个“标签”是平民甚至贫民出身。但就在他执政期间,少数族裔的经济状况也继续恶化。CNN在2015年2月的报道指出,目前白人拥有的人均财富洲裔的12倍,是拉美裔的近11倍。据估计,国民财富是由顶端的1%的人所掌控的。盖洛普调查显示,2000年有33%的美国人自称属于工人阶级,这个数据到2015年上升到了48。奥巴马执政以来,精英与的差距越来越大,尽管美国经济增长仍然是国家最好的,但反而的生活却没有什么提升甚至恶化。此起彼伏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便是对这一现状的反应。而特朗普与桑德斯在竞选之初就分别站到了党与党建制派的,这种立场恰恰迎合了底层迫切改变被抛弃命运的愿望。
在奥巴马时期,美国的种族矛盾不但没有缓解,还有加剧的趋势。近年来,美国社会因白人枪杀黑人青年引发多起大规模骚乱。美国司法部也承认,奥巴马任内所谓“种族犯罪”明显上升。
既不为也
那么,为何一位有色裔和“平民总统”反而导致了阶层和族群的分化?其实不难理解。
首先,人的立场是其现实身份决定的(即决定脑袋),奥巴马虽然出身平民,但大学毕业之后就迅速进入精英社会,其行为和价值观考量不可避免地被精英意识和立场。正如中国上世纪上半叶的地主们,大多出身农民家庭,但他们成为地主后的价值观会以提高农民待遇为出发点?其实从身边的常识都能看得到,公司所有高管基本都是从普通员工做起的,但他们哪个是从普通员工而非高管利益角度考虑问题?
相反,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倒是大多出身于地主士绅家庭,却始终将广大普通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这除了个人的外,更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和所有制消除了阶级差别,使得这个政党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相反,历史上国际曾经形而上学地要求选一位工人担任总,结果如何大家都知道。
一个看似吊诡而其实符合正常逻辑的事实是:一旦进入上层群体,往往反而会更加其他人进入这个群体,以稀释资源。比如,一个人考入名校,一定不希望名校扩招。因此我们看到,这次特朗普打击非法移民的时政主张,反而使得他赢得了更多有色裔的选票。
因此,希望通过选举而改善地位,无异于与虎谋皮,正如希望有工人、农民成为资本家和地主,而使得工农接近的低位得到改善一样,或者认为朱元璋是乞丐出生,而这两个群体在大明王朝会脱离一样。
也不能也
其实,即便和美国的领导人真的会从利益出发,也并卵。深谙美国架构的人都明白,美国总统看似地位显赫,但其真正有限。有观察者甚至认为,其与中国的中办主任相当——基本是一个协调、执行和日常管理的功能。真正的顶层决策者,仍然是几大垄断财团与家族。说句题外话,很多人甚至开玩笑说,在美国即便一条狗都能当市长,这固然反映了美国成熟的行政运行效率(这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反过来说,既然这些行政领导只需要不那么高的智商和能力就能胜任,浪费那么多纳税人的钱大张旗鼓的搞选举,是否有违“全社会交易成本”这个基本的经济学理论和有形式主义的嫌疑?
当然,像布什、肯尼迪这些直接由家族利益代表者站到前台的总统,其就大得多也真实得多,正如有董事长获得大股东直接担任的ceo的企业管理构架。
因此,一个缺乏强大背景的总统,其更精确的形容,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或小股东担任的ceo。充其量是幕后大股东的操控或者幕后博弈、平衡的产物,不仅有限而且任期也有限。
因此,很多人认为制度的任期,其核心价值是防止,是的保障机制。这种观点就像一个认为某私企聘用ceo的合同有任期,就认为企业管理很一样荒诞。事实上,总统(总理)的任期,恰恰是为了垄断资本家、财团对国家的把控甚至!正如私企老板绝不敢给外聘的ceo以永久任期和较大!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们的邻国韩国,历任总统均未善终,而且几乎个个卷入丑闻,且几乎都是对大企业的利益输送!其根本原因就是官小企大,政弱资强(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方面直接了靠普选和制就能遏制和消除的论调,另一方面也再次证明,即便是普选国家领导和执政党,也无法真正代表选民利益。这个逻辑在本次美国中同样再次被诠释。例如所谓社会主义者桑德斯,仅靠人均27美元的小额捐赠将预选进行到最后,获得了约800万人助选、1300万人的支持,赢下了全美50个州的23州,但却并没有赢得党的青睐,最终败给了从全世界不同国家资本力量获取献金的希拉里。
彼之两难
其实,即便和主张真正是由普通人决定,也未必合理与科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影响不亚于美国的英国。
脱欧对于英国国家气运和多数国民利益的重大损害,这个有点经济和常识的人都明白。事实上无论代表哪个群体的党派都明白这一点。据英国伦敦前副市长JohnRoss表示,英国阶级和资本集团中压倒性的大多数,包括工商业联合会、伦敦的金融资本从业者、首相、财政大臣、保守阁的四分之三、议会议员的四分之三、几乎所有工党议员等等,都主张留在欧盟,但结果却是老百姓用手投票决定脱欧。
据谷歌公司分析,结果公布6小时后,英国人搜索的前三大热门问题竟然是“脱欧意味着什么”“欧盟是什么”“欧盟有哪些国家”。由此推测,很大一部分英国是在完全不了欧对英国和欧盟到底意味着什么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匆匆忙忙地投了赞同票——显然,正如不合理的高福利和过度劳动制度一样,在选举(选票)制度上为了“正确”、“程序争议”而付出代价同样不菲,甚至是祸国殃民!而在移动互联时代和个人主义越来越盛行的情况下,这种代价的付出将会更加频繁和惨重!
如果说前面举的韩国与美国的案例,主要说明的是制度下的风险(其实是),而英国脱欧共同反应的则是“泛”的专业风险(其实是专业灾难)。
这种由于普通的与专业辨别能力上的缺陷而导致的“专业风险”,同样也体现在选举上。比如当年肯尼迪的竞选对手就抱怨:由于电视直播这个工具的普及,使得颜值更高的肯尼迪占了决定性的便宜。问题是,颜值和执政能力与福祉有关吗?
我山之石
由此可见,这几十年体制其实一直在风险还是专业风险,傀儡与的两难(四难)间摇摆、挣扎,甚至同时几难兼备。而这一怪圈也正是最近几十年欧美经济和影响力衰退的根本原因之一。
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在现代制度的建设方面的成功实践,无疑是中国这几十年经济与国家影响力迅速提升的根本性制度因素。
例如,与国家的议员皆为社会精英不同,中国半数代表皆来自基层,并且并不会因为成了代表而改变其日常的职业和经济地位。这就确保了前面提到了的,由于身份变化而导致其立场价值观的变化。而且由于他们继续在基层工作,使得他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在表决和提案时代表所在群体,也能更真实和及时地反映所在群体与行业的情况与。
与此同时,占据另一半的职能部门的官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则确保了“专业”,避免了类似脱欧这类的专业风险。而各级尤其是具有立法权的中央和省级的重要部门、高层,基本都退居二线的官员组成,则更是同时避免了专业风险与部门本位主义的风险。
所谓集中制,这一在、党代会等中国主要决策机制的核心,已经开始被许多家与学者认同和重视,并被许多人认为是解决当下制度弊病的重要借鉴。
而当下的官员选拔与培养制度,则几乎彻底避免了选举体系下愈演愈烈的“颜值主义”、“偶像时代”、“娱乐至上”等现象,最大限度实现了“专业选拔”,以至于很多中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的县委都能够胜任美国总统一职(这也再次证明了美国总统选举的“高投入、低价值”的“游戏性”)。
而且,中国的这种体系,不仅实现了对领导的最优选拔,而且实现了主动性、全面性、科学性的培养与储备。这与重选举轻培养、重竞选能力轻执政能力形成了鲜明对比,而“美国总统不如中国县长”的现象也源于此。
更重要的是,这种干部选拔体系也最大成本地避免了和利益输送——我能不能上位,关键在于通过政绩取得组织的认可与群众的拥戴,而不需要私人财团的资助。
如何攻玉?
当然,这种相对的干部选拔体制,也难以完全避免商业集团的渗透。但通过辩证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资本和的与,与国家相比,其程度、性质与普遍性有着根本的不同,完全处于可控、浅层与局部的低层次上。其根本原因正是在于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经济基础(尤其是所有制)上。
被利益集团所控制,并中性地位,是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的现象。用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话来说,这种利益集团控制下的国家是“不可治理”的。不少国家因此陷入长期的和经济停滞。
应该承认,迄今为止,中国保持了中性地位,没有被任何利益集团所控制。在制定政策时,根据的是社会整体长远的利益,而不是利益集团的,这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秘笈之一。
中国是如何保持中性地位的呢?主要依靠两个办法。知名经济学家李子旸在他的《经济学思维》一书中就曾对此进行了有趣而精彩的分析:
第一个办法是保持基础行业的国有状态。这样能拥有对这些企业的重大决策权和权。如果是私人企业,即使实际上是政商组织,能随便撤换私企的董事长吗?
第二个办法是中央拥有雄厚财力。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中央的年收入达到空前的数万亿,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中国中央,并形成对利益集团的压倒性优势,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各种利益集团控制的可能。简单说就是:有的是钱。你那点小钱儿,我根本看不上。想我,你也配!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如果财政紧张,作为纳税大户的境内大企业和可以提供借款的境外财团在上就非常重要。这时,他们要求立法打击竞争对手,修改市场规则,有能力吗?
现在,中央税收每年数万亿。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能拿出相匹敌的钱。这样的或许不符合某些人的理想,但实事求是地说,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难得且值得珍惜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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